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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麻风病历史的研究，本书只能算是一个开始。英文版发表后，得到学界不少的评论。且不提过誉者，其中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ArthurKleinman)与莱因(GraceRvan)的评沦甚为中肯。他指出本书作为历史学著作，始终无法直接处理病患如何感受标签(stigma)与痛苦的一面。我所利用的历史文献，只允许研究者间接地分析这个问题。虽然在有关明清一章中，我写了麻风病患利用其躯体的残障丑陋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并非只是被动的可怜受害人。但这始终是文人笔下的描述，不是出自病患之口的话语。有关疾病史的研究的确需要更多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理论分析。
2005年夏天我随着南京中国疾控中心的江澄医师访问杭州武康与萧山的麻风院，让我能直接与病患交谈，并亲自了解两院的历史，但毕竟时间太短，无法深入。本书英文版出版后，在2009年秋天，江澄医师又带着我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博士刘绍华参访几个民国时期在广东省建立的麻风村，包括江门崖西与西江口大衾岛的由外国教会创立的麻风村。其中成立于1917年的大衾岛麻风村尤令人难忘。我们在风雨中乘坐快艇从江门农村一个小码头启程，历四十五分钟风浪才到达这个至今仍非常荒凉的小岛。下艇后先被有鲜明殖民地优雅建筑风格的村舍吸引，然而回望凄风惨雨中一片无际的汪洋，忽然体会上世纪初被送此处的病患所感受的与世隔绝的悲凉。在岛上住了超过大半世纪的几十位长期病患，有的寄情宗教，有的以随遇而安的心境面对生活、自我管理。他们以锣鼓与笑脸欢迎我们几个稀客，以闲话家常的语调细诉他们被家人放弃的经历。我当时想，如果要重新写一本麻风史书的话，我一定要从这些病患的口述中进一步了解上世纪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包括病患对这个病的解释，与他们从发病到长期被隔离的遭遇与心路历程。这些病患在我们访问后不久被重新安置在东莞的新式疗养院。对他们来说，这是再进入社会的新生活的开始。然而，近百年的大衾岛麻风村从此完全走进历史。
根据资料，目前中国仍有几百个麻风村。中央的、地方的档案馆仍藏有丰富的关于近代麻风病控制的数据。这些材料足够让年青一代的人类学者或历史学者更深入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麻风史，或透过麻风史的研究重新检视中国近世与近代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史，更好地响应凯博文所提出的挑战。刘绍华博士曾告诉我，比起中国西南部偏僻山区的麻风病患，大衾岛的长者算是幸运的一群。她的经验清楚地显示，中国的麻风史不只一个。同时，中国麻风史仍然延续着。
近年有关麻风病的科学研究指出这个病的历史与人类几乎同样长久，它是经由一个基因结构非常稳定的杆菌随着人类在地球上的徙移而传播。由于人群在全球各地的迁徙史悠久而复杂，麻风病在各地发展的历史也先后有别，科学家可以从基因结构的微变辨别历史的大概。同时，由于这个杆菌不能在人体外培植，因此至今人类仍无法制造疫苗来预防麻风。换言之，就算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普遍推行有效的联合化疗，只要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麻风病就不会消失，尽管杆菌的传染性其实并不如想象中强。今天在印度、巴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一些非洲地区，麻风病仍然猖獗。全球每年仍有约二十五万个病患。在巴西，一般人对麻风的恐惧比艾滋病尤甚。科学家还在继续研究杆菌的基因结构，与控制这个疾病的各种药物。今年2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个由美国研发、在巴西登记的新的麻风测试剂上市的消息。这个代价不到一美元的测试剂可以在十分钟内检验出病人血液中是否有杆菌，以便作早期的治疗以达到最好的疗效。这个科学的新发明，对病患而言，无疑是好消息。不过，我们知道，一个药物能否有效控制疫情，并不单单依靠其药效，更重要的是医药制度的安排与效率。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如果病患因疑惧而逃避诊断与治疗，或社会因歧视而将患者驱赶于家庭与小区之外，或政府政策无法下行到基层，或基层的想法与经验无法上达，那么这个良药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在官方制度之外，还有宗教或公益团体不但可以提供病患所需要的精神慰藉，而且可以扮演施派药物的角色，那么药物的效用就会得到好的发挥。这些变数因不同宗教、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政治形态而产生极不同的结果。
既然人类社会注定要与麻风病共存亡，这个长期处于生物与社会文化面之间的疾病，或其他类似的疾病，应是以后历史学者继续关心的研究课题。
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梁其姿].pdf: https://url62.ctfile.com/f/1225162-1056472907-25b3f6?p=xiaosongshu (访问密码: xiaoso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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